从屠呦呦到韩春雨：中国学术江湖正在改变
最近几天，坊间充斥着关于韩春雨的传说，其基因测序研究成果发表在业内顶级国际学术杂志Biotech上，并被认为有望冲击诺贝尔奖。和此前获得诺奖的屠呦呦并无院士资格，被称为“三无学者”一样，韩春雨也是来自三流院校、只有副教授职称，在大佬云集、精英充斥的学界，只是一个一流学术会议绝不会邀请的“屌丝学者”。
中国的学术圈发展到今天，学术成就这块暂且不论，但学术的门派化、等级化、体系化、宗师化的进程却异常迅速。不论是理、工、农、医，还是人文、社科，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学科都建立了山头体系，以师门传承为纽带，以学术宗师为核心，大家互通声气，俨然以主流自许。宛如金庸武侠小说里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有着格式化的武功套路和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三无学者”，因无法得到名门正派里宗师大佬们的青眼，则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野路子。
与普通社会不同的是，江湖不是靠法治，而是靠实力说话的。所谓江湖规矩也都是由强者制定的。所以，江湖的本质是“大佬制”。江湖大佬们或凭绝世武功、或凭弟子众多、或凭威望资历、或凭官府撑腰，而在江湖上拥有了霸权地位。而在学术界，学界大佬拿项目，拿课题，名利双收。而新出道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则以师徒传承的名义跟着做，并分享一点点的资源或利益。大佬们也不忘谆谆教诲青年们“甘做冷板凳”，不要计较眼前利益。即门派传承、论资排辈已经不够了，论资排利益、论资排署名，似乎已成为大家默认的“江湖规矩”。
此外，金庸小说里的江湖并非真的隔绝于普通社会。所谓江湖只不过是一个在野的官场。也和官场一样形成了多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官场上的“官官相护”也演变为学界的“花花轿子人抬人”，成了学术江湖的基本生存之道。江湖虽然不靠法治，但却有丰富的非正式政治和潜规则。而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一定要攀上一个名门正派。相反，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大佬，就没办法继续混下去了。即使是那些在外求学多年的海归，一旦回国也很快熟悉了这个套路，融入到这个“名门正派”的网络中去。
如果不幸没有融入名门正派而成了“屌丝学者”（其实现在的很多名家在青年时代也都属于“屌丝学者”之列，只不过后来被名门正派所认可），他们的学术之路就会变得异常艰难。而大多数人是无法像屠呦呦或韩春雨一样，有机会通过一鸣惊人的学术成就来证明自己，只能在“圈子”之外打转，甚至长期作为“学术民工”被使用，即学术界经常说的“dirty work”的承担者。不但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体力劳动，甚至其学术成果也经常得不到承认。
▲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韩春雨副教授
平心而论，学术成果的署名权问题本来很简单——谁著作谁署名，有什么争议呢？但就是这最简单的、法律已经明确的规则，早已被学术江湖自己的规矩所改写。前几天发现，以前跟着我一起调研的研究员突然成了“网红”。起因是他曾和某著名社工机构签订协议，为其辛苦撰写了6万字调研报告，却发现出版后只能署名第三作者，第一第二作者都是该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于是鼓起勇气向媒体爆料。不仅如此，这篇媒体报道一时间引发众多“学术民工”来信分享他们的“血汗史”：自己写的论文只能署名第二作者；几万字一章书给820元报酬；著作干脆就不给署名等等，瞬间刷爆网络。而这些规矩，都是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了。在这样的江湖规矩中，名和利注定不属于那些还没进入学术主流的屌丝学者们，甚至其生存环境和学术尊严也得不到保障。
不过，即便是学术圈既得利益者的江湖大佬们，也远非学术圈的真正主宰者。如前所述，中国的江湖其实从未远离庙堂的影响，许多做法恰恰是官场潜规则的翻版。就像真正的中国侠客更多的是三侠五义中的官府“御猫”，而非金庸作品中的自由义士一样，学术江湖中的行政气味也日渐浓厚。各种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指标，让大学成了完成指标的下属单位，而非自由探索的学术共同体。如今这么多的创新强校、学科评比、项目基地建设和评比，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但让科研和教学人员在填表和跑项目中疲于奔命，无暇从事真正的知识生产，而且强化了行政部门对教育部门和教师的主导。使得江湖恶习未除，官场痼疾又现。
金庸的《飞狐外传》中讲到了一个由朝廷主办并认证的“天下掌门人大会”，当这个最高规格的学科评比通知下发后，各大名门正派的掌门人无不将参加并在会上夺魁视为天大的荣耀。而实际上这不过是皇帝要控制武林的一个设局而已。明白了这个道理，各大掌门再也不想战斗下去了。现在过多的学科评比已经养成了审美疲劳。各大门派，错了，是各个大学的校长们已经厌倦了。前一段有关部委在全国性学科评比的同时，大幅度调整学术界A刊的名录，就遭遇各大学群起反对，最后不得不撤销。
话说回来，不仅在学术领域，中国人善于把任何领域都改造为“江湖”。和其他的圈子比较起来，学术界的“江湖”还算是友好的。我工作以来参与过几个领域，都逐渐江湖化了——新闻界成了江湖，公益界也成了江湖，山头林立，潜规则盛行。而且既然人在江湖，就免不了许多传奇的江湖手段，超出正常人想象。拿我曾经混过的“媒体江湖”来说，多年前我还是某杂志的副主编，当时和朋友们聊起，南方某著名报纸的著名记者在酒桌上偷录领导和朋友的谈话，并把录音交给更高的领导，结果被更高的领导告知大家酒桌上不要乱讲话，注意有人录音，等等。至于以政治因素来报私人恩怨、暗箭伤人以攫取私利的事，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亲历都比毕姥爷的事情更加狗血，也让人倍觉“江湖险恶”。
当然，从作为跨界者的实际经历出发，公正地说，我在这三个“江湖”中感觉还不错，因我接触到的“大佬”们大多为人都还可以，对我也还算重视。但即便如此，我并不觉得这种“江湖”是现代中国的需要。因为对于讲法治讲规则的现代社会来说，江湖本质上是一剂致命的毒药，使得一个领域会逐渐衰亡下去：学术的江湖化并不利于这个国家的知识生产。学院派成为“名门正派”，正是学术僵化的体现。就像是媒体的江湖化带来的是新闻公信力的下滑；公益的江湖化会让一线公益人愈加沮丧，捐助者倍感疑虑一样，学术圈的江湖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现如今，这些“江湖”都受到了冲击。媒体江湖大佬们纷纷退隐或转到商业领域去做大佬；公益江湖还只是初生阶段，并在政策法律环境紧缩和商业化浪潮中左摇右摆，不成气候。至于学术江湖，最主要的冲击来自年轻人。最近这个江湖里闯进了若干鲶鱼：不但在体制内没有混成院士的屠呦呦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年轻人韩春雨也受到了追捧，至于刚刚提到的那位被剥夺了署名权的年轻研究员，现已成为港大博士，而且卯足了劲要杀回大陆的学术江湖。“屌丝学者”的逆袭居然成了一股潮流。
而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不是偶然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普遍越来越不“识做”了：原来和毕业研究生踢足球，学生总是让着老师，最后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比分。现在的毕业生则压着教工队恶狠狠地猛灌，7：2、8:2这样的比分都有。弄得我们再也不想和学生踢球了。与此类似，现在的学术江湖中新生了一大批这样不“敬老”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于原有的江湖规矩的挑战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两个星期前我们学科主办了一次“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主论坛发言时有位来自大西北的学术编辑在发言的最后讲了一句本届论坛最强音——“中国的政治学要告别老同志！”引起全场轰动和如雷掌声。当然，在场的老同志也是“老江湖”了，带头鼓掌表示自己可以告别。
但实际上，没有人认为真的可以告别。因为他们不光是老同志，还是中国学术社会网络的核心节点，失去这些节点，许多周边的联结就会中断，许多人的饭碗和既得利益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即使老同志们高风亮节，也会有很多人不许他们高风亮节。这也是那些耄耋之年的老同志频频被要求参加学术活动的主要动因。但这种声音的发出，已足够证明现在的屌丝学者，已不再把主流、名门正派等放在眼里。而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想并真的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以往的“屌丝学者”不具备的三个优势：学者群青年化、国际化学术空间和互联网。
在武侠小说中，最终改变格局的都是年轻侠士，原因也很简单，年轻人仍有理想图景，并且还没有老到可以原谅一切，妥协而行。目前全国高等院校的专人教师150万人，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到了72%。，也就是一百多万人。以青年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江湖，也需要创造出新的规矩，哪怕仅仅是为自己的生存。目前媒体上多的是为青椒呼吁的文章，就是这种声音的显性化。不仅如此，学者群的青年化意味着未来学术共同体内部权力结构的改变。毕竟，有人调查过最近2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188位科学家，他们起初进行诺奖成果研究时，75%是副教授以下职称，院士级别的只占2.1%。
同时，中国学界越来越向外开放，为“屌丝学者”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新舞台。以往在国内得不到认可的成果，现在都可以在国外发表，并且看起来逼格要高于国内发表的成果。此前屠呦呦和韩春雨的逆袭案例，都是通过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而在国内产生影响的。目前中国学术界中的屌丝们获取知识的源泉比以往更丰富，发表和显示的途径也比以往更多。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其成果的客观性，使其在学术发展方面更有优势。不像文科的成果，更多地依赖同行的评价。而即便是文科成果，也同样可借助国际学界的认可，而打破已经僵化多年的按资排辈的“江湖规矩”。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学人并不盲从权威，反而更蔑视权威。互联网是一个对屌丝学者、特别是青年屌丝学者友好的场域。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在互联网的江湖上，90、00后是原住民，70、80后是移民，至于50、60后，那就是难民了。在谷歌学术、阿法狗这样的知识搜索能力支持下，无门无派的屌丝也可以分享到最好的学术资源，发现更有效的研究路径。而那些仅仅抱持老派的想法，以大佬地位主持的命题作文式的项目，根本无法达到甚至接近学术顶峰。至于这个由名门正派主导的“学术江湖”的没落，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回看90年代的港产片，里面的黑社会大佬们骂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没规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时代真的已经改变了。
青年学者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国际期刊成了高显示度的发表场所，互联网成为获取资料和优化学理的新途径。这些都超越了原有的“学术江湖”所能掌控的范围。由此，知识生产、知识传承、知识表达的垄断局面，正在被逐渐打破。这是这一代“屌丝学者”幸运的地方。但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显然还不止于其自身命运的改善，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学者都更有条件改造这个“学术江湖”。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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